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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粮参政，在大明就是省一级官员布政司布政使下的参政，设有左右参政两名，类似于孙传庭和张方平的从属关系，属于从三品官员。
在崇祯元年之时，洪承畴连蓄奴都是违制的官员，在正旦贺岁的时候，给万岁贺岁的资格都没有的京外官员。
而洪承畴的上书，其实因为山西巡抚杨鹤被卢象升代替，而卢象升还在路上，杨鹤属于典型的大明官吏的代表，在已经确认自己要回京之后，对于地方事务，都开始漠不关心。
上下级之间政令不协调，才会有这本奏疏进了京。
其实洪承畴这本奏疏，若是杨鹤未来再次得了势，并且知道了这本奏疏的存在，是要去寻洪承畴的麻烦，这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有很大的越级上报的嫌疑。
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报上去，否则就是冲撞上官，这是要磕头的！
这就是现在大明官场的一条潜移默化的规则。
洪承畴之所以敢冒着大不韪上书，朱由检自然要把保护做出来。
但凡是没有经过朱批的奏疏，都不会在文渊阁和司礼监留下备份。
即使杨鹤未来再得了势，除非皇帝告诉杨鹤洪承畴参了他一本，否则杨鹤是万万不可能知晓的。
每天文渊阁的奏疏高达上千本，谁会留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度量参政的奏疏呢？
但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督粮参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风雨飘摇的大明朝的支柱之一。
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的民乱，洪承畴都是孙传庭、卢象升、祖宽这批平定民乱将领的背后支柱。
若非是洪承畴，大明末年的知名农民起义军领袖，绝对不止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寥寥数人，绝对是百花齐放的模样。
洪承畴对内剿匪的策略，是改变过去大明的剿匪总纲。
在洪承畴主持剿匪大计之前，大明的剿匪以“边剿边抚”为主，名为安抚，实为诱降，在农民军投降之后，对民乱之人，展开屠掠，极大的加速了大明朝廷和农民军的矛盾冲突的强度。
而农民军在反复被屠掠之后，开始了诈降，在兵力不济的情况下就投降，然后稍微养精蓄锐一下，捎走一批粮草，找个山头，又是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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