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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承宣的案子在刑部审查时起了纷争，起因在孙彰报送上来的结案文书上，他在审案的过程中先后两次将审理过程中人犯和人证的供状、证词等抄录报送刑部，跟两次通报材料相比结案文书里在一些关键处生了一百八度的转变，引用的证据、证词跟前面相比出入比较大，而且在整个文书里多次出现了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
刑部的尚书、侍郎等三品以上的官员对面这份结案文书的表情可用目瞪口呆来形容，因为孙彰作为一个在刑部当了十几年差的老吏出现这样的失误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然而事实是孙彰报上来的材料就那样白纸黑字地摆在眼前，想不相信也不行。
与此同时，孙彰报呈皇帝的奏章也递到了内阁，由于这件案子是根据皇帝钦命审理，内阁大臣不敢怠慢立即召来刑部尚书田庆询问情况，听完田庆所介绍的情况后他们也愣住了，于是一方面令孙彰火回京，另一方面急调广东按察司用五百里加急将存档文件送到刑部。
陶勋在家里歇了两天后回到《道典要辑》编纂馆销假，杨廷均、冯鄂和其他同僚们颇吃惊于他挺过了伤寒重症，吃惊归吃惊，表面上的工夫还要是要做足，众人先是纷纷表示祝贺和欢迎，而后各人各自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没有在他生病期间前往探视做一番解释。
其实论官职和资历他们对陶勋根本不屑一顾，更遑论找借口费口舌解释，之所以多此一举，有一多半是冲着他过年时送了不少银子，另一半则是指望着明年过年还能收到同样丰厚的“红包”。
随后的日子里，除了每日的案牍工作之外，馆里诸翰林官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于承宣案的进展。
这件案子的结局本来其实已经很明白了，皇帝在亲信道士的撺掇下肯定不会轻饶于承宣，朝堂上争的是各派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从案子中得到些什么。
譬如靖宁侯派亲信主审办案就是有心借这桩案子将一些平常有些碍眼的官员扳倒；朝中的清流们普遍持同情于承宣的态度，想要为其开脱、减轻罪罚的不在少数；以太子为的一派对于承宣的死活并不关心，但强烈反对孙彰按靖宁侯的意思扩大牵连面的做法，同时也想要大力替王心阳开脱，借此事将一些中间摇摆不定的官员争取过去。
在此之前，孙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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